刘元春、刘凯：经济学权威解析，宏观经济走向与政策建议

<股票配资网>刘元春、刘凯：经济学权威解析，宏观经济走向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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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人才。兼任教育部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第十四届规划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经济50人论坛成员、CF40特聘成员、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首届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河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业与信息化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刘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主要成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与世界经济，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出版专著多部，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商务部研究成果奖、洪银兴经济学奖等奖项，所写内参报告曾多次获中央领导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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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冲击”算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已经过去了五十余年。本书结合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数据和经济学理论，从国际流动性的提供、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平性等多个维度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历史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在对美元本位的历史效果进行总体评估之余，本书还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以及国际政策协调四个方面就其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和协同演化逐一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就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矛盾和演化规律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全球公共品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展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演进方向并就中国的国际货币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前言

自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冲击”算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已经过去五十余年。本书在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数据的基础上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历史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就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矛盾和演化规律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全球公共品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演进方向和中国的国际货币战略提出了一些观点。

从提供国际流动性这一职能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除个别时期以外全球美元流动性供给充足且有过剩趋势；从调节国际收支这一职能来看，牙买加体系和美元本位没能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有效调节，全球贸易失衡作为长期性和结构性的现象持续存在，而美元本位本身就是其根本原因之一；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这一职能来看，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现不佳，美元本位本身成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危机的重要原因；从国际货币体系公平性这一角度来看，美元本位不是一个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地位不对等，美国获利更多。

在对美元本位的历史效果进行总体评估之后，我们还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以及国际政策协调四个方面就其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和协同演化逐一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就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来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五十年间，全球贸易失衡和贸易摩擦不断，美国通过贸易逆差的方式向全球提供美元这一世界货币的供给，其自身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制造业不断外移，自身产业空心化加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变迁。近十多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带来的全球分工体系的重构，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结算货币多元化，对当前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计价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挑战。我们认为全球贸易失衡规模的扩大是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共同结果，也是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全球贸易失衡的持续存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不断扩大，究其根源是在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外移，美国内部的产业结构出现“空心化”，全球分工体系持续变迁。随着贸易失衡和全球分工体系的重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新的挑战。

就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投资的关系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投资活动大幅增加，同时国际投资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本书关注了这种不平衡现象的演变及其引起的收益分配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国际投资规模和结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国际投资存量的增加，国际投资不平衡问题逐步凸显，主要体现为两个现象：净对外资产分布的不平衡和对外资产净收益率的不平衡。在第一个现象中，不平衡分别发生在两个集团内部；金融危机以来，大量新兴经济体在对外净资产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在第二个现象中，不平衡则主要发生在两个集团之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发达国家内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资产结构和资产收益率上的差距则越来越小。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刘元春、刘凯：经济学权威解析，宏观经济走向与政策建议，在国际投资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美国持续获益以外，其他发达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也在不断增加。而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除了少数国家以外，整体来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收益在相对下降。美国作为国际投资不平衡现象的主导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其外部不平衡的调整方式有了一定改变。估值效应对于改善其对外净资产的作用趋于消失，但美国通过金融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所获得的顺差不断提高，整体国际收支得到了一定改善，同时大规模的对外资产和负债还为美国主动利用政策调整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潜在工具。国际投资不平衡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加深认识。

就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金融市场的国际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详细讨论了美元作为全球融资货币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分析了美元融资的机制、特点、趋势和脆弱性。我们还讨论了美元同全球金融周期的关系，并归纳了应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政策建议。理解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发挥的作用牙买加体系崩溃原因，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规避全球金融周期冲击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就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政策协调的关系来看，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周期都展现出了高度的联动性，但国际政策协调的整体效果不佳。各国的实际GDP增速、通货膨胀率、股票市值占GDP比重的变化率和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的变化率都受到全球共同趋势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要么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周期都受到全球性冲击的影响，或者国别性的冲击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国际政策协调不仅仅使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使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由于不同国家既有的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执行框架不仅对各国经济和金融周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构成了国际政策协调不得不面对的制度环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IMF、BIS等国际协调组织在金融监管政策协调方面做出了持续性的努力。在这些平台中，美国具有很强的话语权，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和政策形势的变化，美国在这些现有平台的中的影响也在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所上升。不仅如此，G20作为新的协调组织形式，在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应该进一步改革现有平台，创新国际政策协调方式，通过多渠道构建充分考虑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因素的差异性，具有可行性和互利性的国际政策协调体系。

因此，关于美元本位的历史效果评估，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虽然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和美元本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全球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要求，但当前美元本位的内在矛盾突出，难以胜任未来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矛盾是美元既为本国货币（主权信用货币）又为世界货币的双重角色矛盾，随着美国经济相对实力的逐步衰落，这一矛盾将更加凸显。在这一矛盾下，还出现了“美国福利悖论”，而且美国维持美元霸权困难重重。

一个运行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全球公共品应该满足公共性要求，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路径上虽然存在“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困扰，但从原则上来说，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出路不在于一个或几个大国的主导，而在于基于全球各国民主协商的合理制度设计，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摆脱了金属货币的桎梏，从牙买加体系到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则要彻底摆脱主权货币的束缚、创建全新的真正的国际货币；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要从过于分散化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进化到基于更高理性的规则和管理的体系，从而在全球流动性提供、国际收支调节、全球金融稳定以及国际公平性等方面做得更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预示着，人类构建替代牙买加体系和美元本位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当前的美元本位迈向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需要经历“三步走”：多元货币体系——SDR（或者某种替代方案）作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雏形——成熟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形态及其到来时间的关键，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国际合作制度层面的根本性改进，但数字货币技术的发展为未来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良好设计方案可以提供技术上的铺垫。

关于中国的国际货币战略牙买加体系崩溃原因，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中短期内，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稳固刘元春、刘凯：经济学权威解析，宏观经济走向与政策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以我为主”，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配合。第二，在长期内，美元本位大概率会逐渐松动甚至出现动荡，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多元货币体系时代，中国应做好规划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安排。第三，在国际宣传和交流层面，中国不宜过度宣扬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及其成果，不宜造成人民币要走美元霸权老路的印象，而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倡导基于国际公共利益和各国民主协商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第四，应该辩证地看待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的研究、试点与发行工作。在中短期内，从当前数字人民币的定位（零售型CBDC、替代M0、不计付利息）和试点情况来看，数字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影响在国内，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在长期内，随着CBDC在全球的普及和应用，CBDC的技术竞争、设计方案竞争以及应用场景竞争可能会异常激烈，届时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实力将与中国经济、贸易、金融实力一道，成为决定人民币能否成为多元货币体系中“一元”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书是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课题组集体研究成果，执笔人包括刘元春、刘凯、芦东、冯俊新、陈朴、钱宗鑫。具体来说：刘元春和刘凯负责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芦东负责第三章；冯俊新负责第四章；陈朴负责等五章；钱宗鑫负责第六章。感谢郭明旭、贾相钟、卢晓莹、龚劲等同学的助研工作。本书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